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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长自杀内情

2013-03-09 16:11|军事网| 编辑: | 点击: 次 | 我要评论()


  左路军挥戈南下,第二次走出草地,与右路军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、红四军会合了,部队散驻在松岗、党坝、卓木碉一线。高原的仲秋已是一派萧瑟景象,树木凋零,青草枯黄。白天凉风习习,夜里寒风已有些刺骨了。10月初,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,宣布成立第二中央,开除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、博古等人的党籍,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。这另立中央的事很突然,基层连队对此事不很清楚,可军、师干部及军、师直属部门都知道了这一情况,我们师长和政委不理解,我们师交通队也深感迷惑。有人说:“成立两个中央,我们怎么办?我们队是不是也要成立两个党支部?”许多事情我搞不懂,就去问易良品副师长。易副师长整天闷闷不吭气,问急了,蹦出一句: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数年后,在延安整风时,我才弄清楚,原来是张国焘私欲膨胀,野心勃勃,自恃兵强马壮,企图揽握中央大权。他闹独立,搞分裂,一步一步地实行他的反党四步曲:在两河口伸手要权,在毛尔盖同中央分庭抗礼,在草地企图用武力要挟中央就范,在卓木碉自立中央。他奸心毕露的叛党行径,终于暴露无遗。

 

 


  当时部队上下都在激愤困惑之中,许多人对党中央和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北上出走不理解,两个方面军的矛盾影响了红军的团结,激情中咒骂埋怨无所不在。可人们又不相信中央会逃跑投敌,因为大家都知道,不管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,红军的共同敌人就是国民党蒋介石,中央和一方面军决不会投靠蒋介石。但是怎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呢?大家谁也说不清楚。此时军心浮动,在左路军中被张国焘裹胁南下的一方面军第五军和第三十二军,情绪也不稳定。张国焘非常清楚自己率领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,随即开展了政治工作,他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是“逃跑”,那么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就要“进攻”。他深知这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贫苦农家子弟们,与国民党蒋介石有不共戴天的仇恨。只有用蛊惑性的政治宣传,用“战斗、进攻”的口号,才能稳住这支部队。它就是大喊“进攻!进攻!”“攻占成都城,南下吃大米!”“南下吃大米!”这个口号从此在部队中叫响。在政治宣传鼓动下,部队热血沸腾,暂时忘却了那些不解的困惑,大踏步向南进发。

  为了阻止红军南下,敌人重新调整兵力,沿大小金川设防,川军二十来个团占据绥靖、崇化、丹巴、懋功、达维以及抚边以东的巴朗山、日隆关一线,妄图凭借高山峡谷阻拦红军南下。红军随即发起了绥(靖)丹(巴)崇(化)懋(功)战役。近半个月的战斗,红军粉碎了敌人的拦截计划,歼敌三千余人,把川军打得屁滚尿流,川军溃退到天全、芦山、名山、雅安一线。 此时的张国焘十分得意,他来部队就说:“怎么样?我说南下没错吧?我们南下进攻,旗开得胜,守成都的是‘川军残部’,敌人经不住我们打,我们要攻占成都去吃大米。”张国焘的盲目乐观感染着部队,部队士气高昂,英勇奋战。可是各军、师干部虽然服从命令,听从指挥,努力作战,但对张国焘的一些做法,还有当前红军分裂的形势,颇有烦言。部队利用战斗间隙整训,各部队也先后得知张国焘“另立中央”的事,大家深感困惑。无论是行军途中,还是在宿营地,人们都在偷偷地议论,总希望从中探询出结果。但是很快就停止了议论,谁也不再多言,原来大家都知道了,我们红三十一军的军长余天云①在金川跳河自杀了。


  余军长原是从红三十军调到我红三十一军的,此人打仗勇敢,有股拼劲,但个人英雄主义、军阀作风严重,和谁都搞不好团结。他最大的毛病是目空一切,气量狭窄,目无组织纪律,严重脱离群众,总以为枪杆子第一,老子天下第一,在四方面军中是有名的霸道军长,可谁也不敢说他。有一次在行军中,有个挑夫挑着东西挡了余军长的路,他骑的马受惊,将他撂下马来,他二话不说,拔枪将挑夫打成重伤。还有一次不知何故,他又开枪打死了号兵。由于他目空一切,对张国焘等人也不买账,说了一些张国焘不愿听的话,张国焘怎能容忍这样的人,于是撤了他的职,送入红军大学高干班学习。

  在红军大学,余天云又与红大政委何畏搞不来,他认为何畏在红九军当军长时打仗不如他,原来两人“平起平坐”,现在凭什么何畏能当政委,他却要当学员。因此,他经常胡闹,发泄心中的不满。其实何畏也算不上什么好东西,平时也是专横跋扈,对战士对人民没有感情,也是随便找个由头就枪杀人的家伙。他参加红军不是为了革命事业,而是为了个人升官,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,此时,他追随张国焘,成为张的干将,最后背叛了革命,那是后话了。余天云同何畏的矛盾激化,何畏将余天云“目空一切”的表现汇报到张国焘那里,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纪律处分,下了他的枪,撤了他的警卫员。余天云对此不满,大吵大闹,同张国焘的对抗情绪也越来越大。何畏打小报告,将余天云的琐言碎语汇报到张国焘处,张得知余天云对红军南下颇有意见,对张的一些做法也有微词,这更惹怒张国焘,于是他下令保卫局逮捕了余天云。

  在红四方面军中,被保卫局看押就等于是有政治问题,或许就是反革命;何畏又故意整人,让余天云去背米袋,余的自尊心极强,怎能受这种窝囊气,米袋不背,甚至不走路,别人不得不强行用抬子抬着他行军。平时面子观念极强的余天云,怎么也受不了这种伤面子的侮辱,余天云知道,张主席的权势越来越大,反对张已被撤职查办,平反无望,也永无宁日。余天云绝望至极,丧失了生存的信心,在大金川的丹巴附近,有一个铁索桥,当抬他的抬子走到桥心时,他大骂一声“去他娘的”,一翻身栽下河去。湍急的河水卷走了余军长,没人敢去救,其实也没有办法救。

  余军长自杀了!这消息震动了全军,再没有敢多言的。周围发生了那么多事,人们不敢说,但不等于不去思考。

  我回想起川陕根据地、西渡嘉陵江、两个方面军的会合、同毛泽东握手、两个方面军的分裂,往事历历在目。昔日两个方面军会合是多么高兴,后来相互有意见,四方面军说人家是“臭知识分子”、“老机会主义”,一方面军说我们是土匪习气、政治落后、军阀作风。回顾往事,联想现今,我们红四方面军是支敢打敢拼的英雄部队,一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说我们“政治落后”、“土匪习气”、“军阀作风”,话虽说过了头,但我们确实有些地方是做得不好。

  我们红四方面军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战士,大多数是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农民,文化素质不高,绝大部分都是文盲,参加革命时的指导思想就是穷极了、要吃饭,有人领头就跟着造反,跟着共产党闹革命。来到部队后就认定,只要打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就是革命,中国农民的那种纯朴、憨厚、勇猛、粗野的原始秉性自上而下浸染着整个部队。加上张国焘在军中的家长制管理方式,独断专横,粗暴野蛮的军阀作风,确实起着带头“示范”的作用。

  记得在川陕根据地时,我师在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敌人的棉军服,大部队在前线激战,为了解决部队过冬问题,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倪志亮命令我们交通三队押运军服送往前线。

  倪志亮②是北京人,黄埔军校的毕业生,军事指挥能力很强,打仗很有一套,他对部队要求严格,那种严格不是一般的严格,而是严厉有余,近乎于苛刻。在他的身上同样有一种霸道的军阀习气,骂人打人是家常便饭,我虽然没有直接跟随倪志亮,但也领教过他的粗野作风,挨过他的几次臭骂。这次我在指挥部领受任务,倪参谋长布置任务时指出了行军路线,最后他问道:“大家清楚没有?”由于我师常在那一带活动,对那里的道路我十分熟悉,禁不住脱口道:“我知道有条小路,从那里走可以少走十多里路。”“谁在讲话?哪有什么小路?”倪志亮看都不看我,便问道。我也没看眼色,挤到地图边用手指着说:“在这里,从这里走,近多了,我们可以提前到达,保证完成任务。”有人拉我的衣襟,又踩我的脚,提醒我别说了。

  我不予理睬,大声说:“是的嘛,从这里走就……是……近……”我也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,于是声音越来越小。人们都不说话,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。我这才注意到倪志亮脸色很难看,他冷冷地说:“我说了,就照我说的做!闲话少说。”我接口道:“真的有条小路,走小路又快又安全。”倪志亮不高兴了,他开口骂道:“你娘的个小东西,我叫你小路走得快!”边说边伸手解开枪套扣,在掏枪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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